又一个星期过去了，我还是没有回家。
紧张的学习，让我淡化了订婚、结婚和家里杂七杂八的一些事，全身心地应付着学校组织的各式各样的复习测验。
有一天中午，我和付丽静从饭堂往宿舍走，“小不点”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说道：“采非姐，你家里来人了。”
我一听，脑袋“轰”的一声，心里想躲是躲不过去的了，还得面对这些不开心的事呀。
我稳了稳神，平静地问：“在哪呢？”“小不点”喘了一口气说道：“在学校门口呢？刚才，学校工友喊了半天，我听到了，就跑过来了。”
“好，我去看看。你们俩人先回去吧。”我对着付丽静说。
“姐，我也要和你一起去！”付丽静急忙说道。
“你不要去了，我问问什么事，就让他们先回去。下午还要考试呢，你好好准备吧。”我不急不忙地和付丽静解释着。因为我不想让她们知道我家里的一些事。
两个人不甘心地走了，我也赶紧向学校大门口跑去。
快到大门口时，看见爸爸正蹲大门旁边吸烟呢，哥哥来回地走着，不停地往学校里面张望着。
“你们怎么来了？”我跑到爸爸和哥哥跟前，生气的地问道。
爸爸和哥哥互相看了看，都不言语。
“吃饭没有？”我又接着问道。
哥哥小声说：“还没呢。”
“走，我带你们吃饭去。”我想爸爸和哥哥大老远的来了，不论怎样，也不能这样态度对待他们，所以口气平和了不少。
“带着咧，带着咧。”爸爸没有动，相反，正要从一个编织袋中掏东西。这时，有几个同学向着这边围了过来。
我赶紧拉起爸爸，向校门口不远的饭店走去。
走进饭店，爸爸还在唠叨着：“进这干啥，多贵呀。”
我要两大碗面条和两个炒菜。
饭菜上来之前，我问哥哥，“是不是那边来人催了？”
哥哥放下桌子上的调料盒，说：“没有的，没有的。”
“那你们来学校做什么呀？”我有点不高兴地问道。
“是这样的。”爸爸放下从编织袋里面拿出的饼子，对我说：“你哥哥那边的事，人家催着要彩礼呢，要是十一过后，钱还不到位，人家就黄了。”
爸爸说话时，哥哥一直低着头，一点也不像以前，小流氓调戏我时，哥哥挺身而出的样子。
我想一会儿说：“过几天就到十一了，十一放假我回去订婚，你们回去之后，马上通知老于家把彩礼准备好。”
爸爸不言语，哥哥却一个劲地点头。
面条和菜都上来了，爸爸和哥哥倒也没有谦让，一人捧着一碗面条，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过了一会儿，爸爸好像，嘴里含糊地对着我说：“你也吃，你也吃。”
我只好说：“我吃完了，你们慢慢地吃，别急。”
看着爸爸和哥哥的吃相，我不由得感到内疚。我这个当儿女的，长这么大了，父母也没有吃上一顿好饭好菜。去年冬天，天正冷的时候，父亲也是在正中午来到学校。在学校大门口，父亲冻得直咧嘴，还不停地跺着脚，把一个编织袋递给了我。嘴上说天冷了，你妈妈怕你冻着，让我送些东西给你，我还要赶车回去呢，就不多呆了。当时，我也想拉着父亲到饭店吃饭，可父亲死活不同意，也说带着咧，带着咧。回到宿舍，我和王梅偷偷地打开编织袋，送来的三样东西，让我今生都难以忘记。一张小狗皮，是给我铺床用的；半面袋玉米炒面，是怕我饿着；还有一大捆梳理得细细的苞米叶子，是让我垫鞋用的（在我老家，天冷时要把苞米叶子梳理好，垫在鞋里保暖）。当时王梅拿着苞米叶问我，这是做什么用的，我讲了半天她才明白。还很感慨地说你父母对你真好。尽管那捆苞米叶子没有用上，但也没有丢掉，我和王梅把它放在褥子底下垫着，一直到今年高考结束。
一阵功夫，爸爸和哥哥就风卷残云般地吃完了，两人吃得满头大汗。
爸爸站起来说：“不呆了，还赶车呢。”说着就往外走，走到门口对我说：“那十一你回来？”
我点了点头。爸爸和哥哥就匆匆地走了。
爸爸和哥哥走后的第二天，我同时收到两封信。一封是王梅的，另一封是张小川的。
王梅的信写了好多，她详细地介绍了从开学到现在学习、生活情况，然后，还让我有时间治治病，不能总一来事就肚子疼。接着便鼓励我好好学习，她放假回来看我。
想到自己痛经的事，我发现最近一次来事，好事没有高考时那么痛了。自己有时间是要去医院好好看一看。
张小川的信倒不是很长，饱含着关切和无奈。字里行间反复问我复读没有，还说不知道能不收到这封信，还问我是不是订婚了，他听别人说，我订婚了，是不是真的，并在信的最后再三请求我马上给他回信。
我拿起笔想先给张小川写信，可怎么也下不去笔，不知怎样和他说，也不知怎样说清楚。
想了想，还是先给王梅写了一封回信。
给王梅的信都发过三天了，给小川的信还没有写出来，有时写好又撕了，撕了又写，反反复复好几次，也没有把信写好。
十一前的最后一个周日，我是在李老师家里度过的。因为，高姐夫有事没有回来，我就一直陪着你老师。上午我和李老师一起上街，下午，李老师一直帮我辅导英语。
到了晚上，我又住在李老师家里。
躺在炕上，李老师和我讲起了她过去的往事。李老师家住在县城，父母都是中学老师。高中毕业后，李老师便成了第一批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李老师分配的村正是田老师下放的村。由于李老师字写得好，很快便得到了大队重视，成为大队写宣传标语的骨干，后来当上大队的妇女主任。因此，平时对田老师非常照顾，无论大小批斗会，都找了个借口没有让田老师受到批斗。在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gaochao中，李老师又担任大队“铁姑娘”队长。有一年深秋，天气已经比较寒冷，为了战天斗地，兴修水利，体现“铁姑娘”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李老师第一个带着“铁姑娘”们跳进齐腰深的水中进行劳作。那几天，刚好赶上李老师来例假，长时间在冰冷的水中干活，便使李老师生了病，从此还落下了病根，使李老师丧失了生育能力。
讲到这时，李老师苦笑着说：“那时候，我真傻，为了表现自己，拼命地干。”
“姐姐，是不是因为这事你被保送上了大学了”我不由地问道。
“不是的，上大学又是一回事！”李老师好像不想提上学的事。
过了好一会儿，李老师才说：“当女人呀就是苦，特别是在我们那样的年代，好多事都是身不由己的，有些苦难不是你能体会的。”
我有点不服气地说：“姐，我就很苦了，还有比我苦的嘛！”
李老师很严肃地说：“我的经历比你还痛苦，现在想起来我都感到难以启齿。”
接着，李老师便又给我讲道：那次生病后，大队就上报到公社，公社上报到县里，我成了典型，成了知识青年的模范，成了典型本来是件好事，但对我说却是一件坏事。我出院之后，便开始到处作报告，参加各类讲用会（过去的学习体会汇报会）。同时，也和县里的领导干部接触多了一些。当时，县革委会主任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子，他是靠造反起家的，带着我们几个知青到各个公社去作报告。最后一天，我们到咱们县最远的牤牛公社作报告，报告会结束后，公社请我们吃饭，喝了不少酒，我也有些喝多了。回到招待所后，我刚要躺下，那个老头子就叫我过去，说研究明天的事，我头重脚轻走进了他的房间。他关上房门，就过来抱我，臭烘烘嘴就要贴了上来，我感到一阵头晕，拼命地想推开他。他接着就威胁我，说我要不顺从他，他就让我父母成为右派，让我也成为右派的孩子，永远都不能翻身。那时不怕别的，就怕这顶“右派”的帽子。我听了心惊胆战，吓得我放弃了抵抗。他一边解开我的衣服，一边还对我说他早就看上我了，不会让我吃亏的，要保送我上大学。这时，我流着眼泪，身体也不再听我指挥了，任由他脱光我全部的衣服，当我痛不欲生的时候，我才想起你的姐夫。整个晚上，我咬着牙承受着他的接二连三的摧残。
李老师帮我擦了擦眼泪说：“事情都过去了，你不要为姐姐难过，姐姐就当被狗咬了一口。”
“那后来呢？”我又不由地问。
“那个老东西还是说话算话的，我就这样上了大学。”姐姐平静地说道。
“我姐夫知道这事吗？”我担心地问。
李老师又平静地讲道：发生那事后，我有一年多我没有给你姐夫写信，你姐夫倒是很执著地每周给我写封信。后来，他来到大学里找我，我才把整个事情的经过告诉了他，他说无论我怎样也不会离开我，坚持要和我结婚，我大学毕业不久，就和他结婚了。结婚后，我们便是两地生活，直到前几年，他转业回来，算是在一起了。那个老东西在“四人帮”倒台不久，也就被抓起来了，后来听说死在了监狱里。
“姐夫对你真好。”我不由地赞叹说。
“是呀，他是个好人，我欠他的实在太多了。我自己在家，他都不放心，所以，他要你陪我做伴。”
我顿时感到姐夫真的伟大，李老师能和这样的男人生活在一起，一定是非常幸福的。
聊到这时，李老师问我：“你有喜欢的男孩儿吗？”
我如实地向李老师说了我和张小川的事。
李老师感叹地说：“张小川这个男孩我认识，长得很帅气。只是你们有缘无分了。”
接着又问我：“和你定亲的男孩怎样？”
我说：“是我初中时同学，没有考上高中，在公社当电工。人很老实。”
李老师歪着脖子问我：“你喜欢他吗？”
我叹了一口气，说：“谈不上喜欢，不过也不讨厌他。”
这时，李老师把被子掀开说：“来，和姐姐一起睡。”
我很高兴地钻进了李老师的被里，李老师便一把我抱住。边抚摸着我的头发边说：“我这么好的妹妹，谁看到谁不喜欢呀。”
在李老师怀里我动了动说：“姐姐，求你一个事呗。”
李老师又将抱着的双臂紧了紧说：“求啥呀，说呗。”
我将头扎进李老师怀里，羞赧地说：“小川，给我来了一封信，不知怎样回。”
李老师仰起脸，想了想说：“实话实说吧！”
“嗯。”嗅着李老师散发的体香，我懒散地应道。
接着，我很快进入梦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