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州历史悠久，早在西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境内就设有叶榆（今大理）、云南（今祥云）、邪龙（今巍山）、比苏（今云龙）、嶲唐（今云龙漕涧和保山部分地区）等5县，归益州郡管辖。东汉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又在今永平县地增设博南县，隶永昌郡。蜀汉建兴三年（公元225年）春三月，诸葛亮南征云南后，在今祥云县增设云南郡，下辖7县，大理州有云南、邪龙、叶榆等3县。另永昌郡下有博南、比苏、雟唐等3县。大理州共有6县。两晋时，又在今大理市属的洱海以东和宾川县的部分地区增设东河阳县，隶东河阳郡，此时大理州境内已有3郡（西河阳郡、东河阳郡、云南郡）和8县（云南、邪龙、叶榆、博南、比苏、雟唐、云平、东河阳县）。
隋代，在大理设越析州（治所今宾川），县没有变化。
唐初，在云南设南宁州总管府（后改都督府），大理改属戎州都督府（治所驻今四川宜宾）。唐高宗麟德元年（公元664年），在姚州（今楚雄姚安县）设姚州都督府，大理归属姚州都督府管。大理地区先后设有浪穹州（今洱源）、邓赕州（今洱源县邓川）、越析州（今宾川）、沙壹州、阳瓜州、蒙舍州（均在今巍山、南涧境内）、双祝州、江东州（在今弥渡）、匡州（今祥云）、曾州（今凤仪）等羁縻州。唐初，在大理洱海地区，同时出现了六个较大的部落，史称“六诏”。即蒙舍诏（因在六诏之南，又称南诏）、蒙嶲诏、施浪诏、浪穹诏、邓赕诏、越析诏。唐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在唐王朝的支持下，南诏统一六诏，建立南诏国地方政权，并臣属于唐，和唐相始终，传王位13主，历253年（从南诏始祖细奴罗受张氏禅让于公元649年即位起算，也有165年。
宋代，段氏建立大理国，臣属于宋。大理国从后晋天福元年（936年）建立至元宪宗三年（公元1253年）灭亡，历时317年，其中在大理国政权之前，在大理的历史上先后更迭过大长和国、大天兴国、大义宁国3个短暂的地方政权，历时34年。
元代，建立云南行省，云南的政治中心由大理移到昆明。元初大理设立大理上万户府、大理下万户府，相当于今地州一级的机构，后改为大理路，“领司一、县一、府二、州五，府领一县，州领二县”；在鹤庆增设鹤庆路军民府，领剑川县。
明代，在今大理州境内设立3府（大理蒙化、鹤庆）、4州（宾川、赵州、云龙、邓川）、6县（太和、浪穹、云南、剑川、定边、永平）、1个十二长官司（今祥云县楚场4）。
清代，基本沿袭明代府州县不变，将属楚雄府的定边县（今南涧）裁归蒙化府（今巍山）。民国3年（1914年），裁府州为县，大理州境内设12县：大理、凤仪、洱源、剑川、鹤庆、云龙、永平、漾濞（新设）、蒙化、弥渡（新设）、祥云、宾川。民国后期，在今巍山、大理、鹤庆设置3个政专员公署，巍山下辖今临沧地区大部分属县，大理下辖今大理州所属大部分县，鹤庆下辖今丽江地区属县。
大理的民族与人口
大理州是以白族为自治民族的自治州，1997年《大理统计年鉴》统计，全州主要有25个民族，其中人口上千人以上的有汉、白、彝、回、傈僳、苗、纳西等7个民族，这些民族也是在大理州境内定居最早的民族。大理州是人类早期繁衍生息的地区之一，50年代，考古工作者先后在境内发掘了古人类居住的剑川海门口遗址、苍山马龙、白云、佛顶遗址、洱海沿岸海岛、鹿饿山、汉邑村铁架山等遗址、宾川白羊村遗址等，出土了大批新旧石器时代的石物：如斧、锛、凿、刀、锥、镞、环、垫、纺轮等；陶器：如罐、瓮、壶、钵、盘、盆等，器物上有划、拍、附加堆纹等纹饰；骨器：如针、锥、纺锤、穿孔角饰、雕花角片、穿孔兽牙、钻孔骨片、穿孔兽爪等，多为猪、牛、羊和野兽骨；铜器：有铜钺、斧、镰、钩、凿、锥、针、镯等，大多数为锡青铜，余为青铜，红铜。这些遗址遗物的发掘，证明远在三四千年以前，大理州就有人类的祖先居住。汉代文献，也有关于大理地区古代人类的记载，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记述的“嶲、昆明”部族就是大理州境内的最早人类。以后各代文献都有记载，如两晋南北朝时期文献中的“夷”，隋唐时期文献中的“乌蛮”、“白蛮”等，这些古人类是现今大理州境内彝、白族的先民。
境内的土著民族主要是彝族和白族，两汉至清的文献称彝族为“昆明”、“乌蛮”、“罗罗”等，新中国建立后，经过民族识别，定称为彝族。主要分布在境内的南部、西南和东南部，即巍山、南涧、漾濞、祥云、弥渡、永平等县，其余各县有少量分布。白族在清代以前的文献中称“滇僰”、“叟”“西爨”、“民家”等，新中国建立后，经过民族识别，定称为白族。主要分布在洱海地区及其周围，大理、洱源、剑川、鹤庆、云龙等县为聚居区，其余各县均有分布。汉代时，汉族就已由内地迁入大理，唐代以前迁入的汉族人口因数量少，已融合于土著民族之中。明代，在云南设卫屯田，大批汉族进入大理，现今境内的汉族大部分都是他们的后裔。回族云雾也是外来民族，他们是西域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的后裔，在元代随忽必烈和明代随傅友德、沐英、蓝玉征大理进入，以后经商又进入一部分。主要聚居在巍山、大理、洱源等县市，其它县有少量分布。傈僳族是从乌蛮中逐步分出来的，史称“施蛮”、“顺蛮”、“卢蛮”、“力些”，唐宋时期即有少部分在境内的云龙县靠近怒江州边界定居，其他如宾川、鹤庆、巍山等县境内的傈僳族是清代至民国年间从滇南迁入定居的，境内各县均有少量分布。至于其他各个民族都是因经商或婚配在民国年间和建国后进入的，主要分布在机关厂矿，少部分在农村。长期以来，境内的各个民族和睦相处，共同创造了大理辉煌灿烂的文明历史。
南诏的崛起
7世纪中叶，洱海周围地区出现了六个名为“蒙舍诏、蒙嶲诏、越析诏、浪穹诏、邓赕诏、施浪诏”的地方部族政权组织（“诏”为“蛮语”，意为首领、国王），史称“六诏”（也有将曾短期存在的“时傍诏、矣罗识”计算在内，称为“枚诏”）。与此同时，地处今西藏的吐蕃势力也急剧膨胀起来，为了遏制吐蕃势力的发展，加强对云南地区的控制，唐王朝一方面加强在云南的军政设施，在已设置蜻蛉、弄栋（今姚安、大姚）县的基础上开设姚州都督府，并派唐九征率领军队收复吐蕃占据的西洱河地区，焚毁吐蕃在漾水和濞水上建造的铁桥，切断了吐蕃与洱海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扶持亲唐的蒙舍诏征服邻近的五诏而“合六诏为一”。由于蒙舍诏位于洱海最南端的蒙舍川（今巍山一带地区），故史称其为“南诏”。南诏统一了洱海地区后，唐王朝任命其首领皮逻阁为云南王，赐名“归义”，归姚州都督府节制。唐王朝将以洱海地区为中心的滇西广大地区交由皮逻阁管辖，使其得以建立起一个较为强大的地方政权，以此作为抗衡吐蕃的重要力量。 关于蒙舍诏即南诏的崛起，历史上曾流传着种种的传闻。其中传闻最为广泛的，恐怕莫过于胡尉本《南诏野史》中有关“张东进求禅位于细奴逻”和“火烧松明楼”的传说了。张乐进求禅位的传说，主要讲蒙舍诏的始祖细奴逻素有祥异，一次在参与部落首领张乐求召集持祭祀铁柱的仪式时，铁柱顶上的金镂鸟突然飞到细奴逻肩上，八日才去。张乐进求认为天意有所属，于是便主动禅位于细奴逻，细奴逻便即位建立了蒙舍诏。
“火烧松明楼”的传说，是说皮逻阁为了统一六诏，预选用易燃木料——松明（脂）建盖起一座高楼，然后便邀请五诏前来进行会谈，并在松明楼上举行酒宴。当五诏酩酊大醉之后，皮逻阁便下令放火焚烧，顷刻间五诏便随着松明楼化为灰烬。此后，皮逻阁便乘虚而入，毫不费力地夺取了五诏的土地。“火烧松明楼”的传说成为后世白族火把节起源的传说之一。
然而，传说毕竟是传说。事实上。皮逻阁统一六诏，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南诏利用五诏之间的矛盾纵横捭阖，分化瓦解，最终征服五诏，先后用了大约20多年的时间。
南诏统一洱海地区后不久，历史又一次给了南诏征服爨部的机会。隋朝史万岁征云南后，爨氏势力受到致使打击，爨氏雄长云南的局面被彻底打破。然而，隋王朝短暂的统治，很快便在农民起义风暴席卷下结束了。唐朝初期，为了稳定边疆，唐王朝将被俘押长安的爨玩之子爨宏达释放回云南，允许他将其父爨玩尸体带回安葬，并任命爨宏达为昆州刺史，恢复了中央对云南的羁縻统治。为了加强对爨区的控制，唐王朝于天宝初年（742）企图打开一条从安南（今越南）以步头（今建水南部）至戎州（今四川西北的茂汶地区）的交通路线（史称“步头路”），并在安宁筑城驻军把守。由于步头路南北纵贯爨区，引起爨氏部族首领的极大恐慌，于是以昆州刺史爨日进、南宁州刺史爨归王和爨氏大姓璺崇道为首发动了大叛乱，攻陷安宁城，杀掉筑城使竹灵倩。为了平息叛乱，唐王朝命皮逻阁征讨爨氏首领。皮逻阁一方面采取武力迫使爨氏降附，一方面又向朝廷为爨氏说情而成为爨氏的保护者，并通过分别将两个女儿嫁给爨归五和爨日进儿子的方式，与爨氏联姻结盟。不久，爨崇道受人挑唆杀其叔爨归王和弟爨日进。为报夫仇，爨归王这妻姹派使者向皮逻阁求援。皮逻阁便又利用爨氏自相残杀的机会，彻底剿灭了爨氏的势力，用武力将滇中地区的西爨大部分居民胁迫迁往滇西永昌城（今保山）一带，东爨则逃亡散落于山林谷地。于是，南诏的势力范围便从滇西扩展到滇中、滇东一带，基本揽括了云南的大部分地域。
其后，随着与唐王朝的关系恶化及天宝战争的胜利，南诏的势力不断扩张，最终统一了云南。经过《南诏德化碑》所称的“西开寻传，北接阳山，南荒奔凑，东爨悉归”之后，南诏的统辖范围比初期扩大了好几倍，包括了《新唐书·南蛮传》中记载的“东距爨（今滇、黔连接地），东南属交趾（今越南北方），西摩伽陀（今印度境内），西北与吐蕃（今西藏）接，南女王（今泰国北部），西南骠（今缅甸曼德勒一带），北抵益州（以今大渡河为界），东北际黔巫（今川东南与黔西北连接地）”的广袤区域。为了治理云南，据樊绰的《蛮书》（即《云南志》）记载，公元794年南诏在全省设立了六赕、七节度，而据《新唐书》载，公元879年又发展为十赕、六节度、二都督。南诏的统治几乎遍及整个云南省范围，成为云南有史以来最为强盛的地方政权。
南诏势力的急剧崛起，是云南地方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不仅意味着中原王朝的影响已深入到云南的大部分地区，在中央王朝的支持和任命下产生了一个强有力的地方政权，进而统一了云南的部分区域，结束了历史上长期群雄纷争的割据局面。而且也意味着，在经历了长期在王朝对称雄各地的部族首领衽羁縻政策和名义上的松散统治之后，云南开始有了一个真正的以中央王朝身份进行实际统治的强有力的地方政权，为后世、特别是元朝建立行省打下了基础。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南诏的崛起，翻开了云南历史的新的一页，对于云南乃至于中国的历史，就将产生深刻影响。
德化碑与南诏归唐
唐朝在天宝十年（751）对南诏的征讨之战失败后，宰相杨国忠“耻云南无功”，不甘心失败，强征暴敛，欺上压下，经过两年多紧锣密鼓的备战工作之后，更大规模的征南之战爆发了。
天宝十三年（754），唐王朝命大将李宓率兵20万再度征讨云南，士兵的父母妻子奔走相送，“生人作死别”，哭声震野。目睹这一惨状的大诗人李白在《古风》中描述此种情景：“长号别严亲，日月惨光晶；泣尽继以血，心擢两无声。”这样的部队自然是没有战斗力的。李宓孤军深入，进逼南唐城，遭到了南诏与吐蕃的合力夹击，结果李宓阵亡，全军覆没，20万大军“弃之死地，只轮无返”！
天宝战争千万民怨沸腾，财力减耗，加之第二年（755）“安史之乱”爆发，唐王朝的盛世宣告结束，无力顾及云南了。阁罗凤统一了云南全境，并不断扩大领域，雄踞南疆，但云南各族人民与中原的往来并未因此中断。在种族人民统一愿望的压力下，阁罗凤仍为将来的“归顺”留下了后路。他命部属收拾唐军阵亡将士的尸体“祭而葬之”，这就是今人看到的点苍山麓“万人冢”。之后，又在王都太和城立德化碑，表明其叛唐实出无奈，决心“世世事唐”，并说：“我上世奉中国，累封赏，后嗣容归之。若唐使者至，可指碑澡祓吾罪也。”
统一于中华民族的大家庭，自古以来就是云南各族人民矢志不渝的愿望。在阁罗凤叛唐40年之后，其孙异牟寻在内外种种矛盾面前，接受了清平官（宰相）郑回的建议，开始谋求归唐的道路。这一举措，下符合当时的唐王朝“北和回纥，南通云南，西结大食、天竺”的战略意图，因此，从贞元三年（787）开始，唐王朝新任剑南节度使韦皋便连年致书南诏，争取其归唐。贞元九年（793），异牟寻决心归唐。韦皋即派出巡官崔佐时于次年正月到达南诏阳苴咩城（今大理），与异牟寻会盟于点苍山。盟词指出：南诏全部落归附唐朝，不再与吐蕃“私相会和”，“或辄窥侵汉界内田地”，而汉亦不能“窥图牟寻所管疆土，侵害百姓”，如有患难，应予救恤。贞元十年（794），唐王朝派祠部郎中袁滋为册南诏使，到云南册封异牟寻为南诏王。袁滋进入云南，受到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为了纪念此事，作为政治家和书法家的袁滋，亲自题写了册封事由，刊刻在今盐津豆沙关（石门关）的山崖上，至今犹存。
南诏自反唐到归唐，其间经过了42年的历史。南诏归唐之后，韦皋为了长久地维系唐王朝与南诏的关系，巩固南疆，又主动提出废除属国送子弟至京城充当人质的制度，但南诏为了表示归唐的诚意，则一定要送。为了传播中原文化，南诏每年派子弟到成都学习，“教以书数”，如此50年不断，培养人才数千，这对发展云南经济文化起了积极作用。韦皋又派工匠教习南诏制造坚甲得弩，致使云南武器精良，直至宋元以后仍闻名全国。
南诏的衰亡与大理国的建立
异牟寻归唐后，南诏与唐王朝的关系翻开了新篇章。在异牟寻之后的数十年间，唐王朝与南诏之间基本保持了一个相对平静的状态。唐元和十一年（816），南诏幼主劝龙晟被重臣王嵯巅所弑，朝政被王嵯巅所操纵。唐大和三年（829）后，南诏开始频繁向周边地区发动征伐战争，至世隆时期（860～877）则战事频仍，据范祖禹《唐鉴》二十一卷记载：“自咸通（860），蛮两陷安南、邕管，一入黔中，四犯西川”，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长期穷兵默武的征伐战争，不仅给周边地区带来了深重的苦难，而且也极大地消耗了南诏的财力物力。据胡蔚本《南诏野史》记载“世隆以来，用兵五十余年，帑藏不给，横敛于民，上下俱困”，使得南诏国内各种矛盾日趋尖锐激化。与此同时，过去一直处于幕僚谋臣角色的白蛮势力，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终于取而代之。唐天复二年（902），南诏权臣、郑回七世孙郑买嗣发动政变，杀害蒙氏统治家族800余人于五华楼下，篡夺了南诏政权，建立大长和国，结束了南诏自细奴逻至舜化贞共13世、247年的统治。
郑氏之后，由于统治者大多贪虐荒淫而宫廷政变不断，在不到40年的时间内，走马灯似地先后更换了三姓国主。郑氏传三世，共26年。后唐天成三年（928），剑川节度杨干贞灭郑氏，立赵善政，改国号大天兴国，10个月后废赵自立。两年后，杨干贞被其弟杨诏（明）所废，不满6年又被通海节度段思平所灭。
据史学家考证，段思平出身于南诏贵族世家。据《南诏野史》记载，“段氏，武威人，祖段俭魏为阁罗凤将，唐天宝中大败唐兵，功升清平官，赐名忠国（一说国忠）拜相，六世而生思平”。在闻名遐迩的《南诏德化碑》上，段忠国的碑阴题名赫然位列第一，可见其威权极重，为“开国元勋”之属。此后，段氏世代为南诏重臣，屡有出任南诏清平官、大军将者。段思平初任幕览，即小府副将，后以战功升迁为要害地区之通海节度，势力很大。杨干贞兄弟纂权之后，视段思平为潜在的威胁，“常欲除思平”。段思平被迫逃亡，“就其舅爨羊自匿”。然而，在杨氏兄弟的严密追捕下，一味躲藏也不是办法，段思平只好奋起反抗，联络各部力量起兵攻打杨干贞兄弟。据冯苏《滇考》记载，“善巨守高方，素与思平善，密遣人招思平。段思平与弟思良、军事董迦罗就之……至善巨与高方谋，借兵东方，三十七部皆助之，会于石城，众十余万”。在高方及三十七部的支持下，段思平击溃杨干贞所部军队，杀杨诏，杨干贞出奔，段思平攻占大理，建立大理国。
从南诏衰亡到大理国兴起的这段历史，颇有一些东西值得回味。在唐王朝的扶持下，南诏从一个地处偏僻的地方部落，合六诏为一，成为迅速崛起的一个代表中央王朝进行统治的地方政权。南诏的崛起，反映出在历经秦汉以来漫长的历史岁月之后，随着云南与中原经济文化交往的日趋紧密，中原王朝的影响逐步深入到云南的大部分地区。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才有可能在在央王朝的支持和任命下，产生出南诏这个强有力的地方政权，结束了云南历史上长期群雄纷争的割据局面。由于其顺应了中央和地方共同维护国家统一、促进中原与边疆地区经济文化交流发展的历史需求，符合中原和边疆人民的切身利益，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南诏的崛起绝不是偶然的。此其一。
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具有共同利害关系的唐王朝和南诏政权，先是唐王朝边吏贪虐凶残副人的反抗，继而杨国忠祸国殃民的一再远征；而南诏得理反击获胜后却不利令智昏，穷兵默武，其结果是两败俱伤，国力凋敝，危机四伏，最终几乎是双双同是走向衰亡。《新唐书·南诏传》曾以“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的评语，来作为对唐朝衰亡的总结，认为南诏是唐王朝衰亡的起因之一。其实，对于南诏来说，对唐及周边地区无休止穷兵默武的征战，又何尝不是南诏衰亡的一个主要祸根呢？因而段思平建大理国，就吸取南诏穷兵默武导致衰亡的历史教训，正确处理与中央王朝的关系，共享太平，以致能够传22世、300余年。虽然这其中有宋王朝无意经营云南的因素在内，但大理地方政权基本保持对中央王朝的友好态势，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南诏和大理在处理与中原王朝关系上是如此之不同，其结果也大相径庭。此其二。
南诏合六为一，皮逻阁利用爨氏自相残杀的机会，彻底剿灭了爨氏的势力，并将西爨的二十万居民胁迫迁往滇西永昌城（今保山）一带。东爨由于语言不通、居住分散等而未被迁移，逃亡散落于山林谷地，并逐步填补了西爨迁移后留下的空间。随着南诏加重对滇中及滇东北地区的经营，特别是随着南诏与唐王朝之间的战争愈演愈烈，滇中及滇东北地区的位置也显得越来越重要，散居于该地区的东爨乌蛮被南诏统治者所重视，常常被征调起来作为向周边征战的军队之一。在这种情况下，乌蛮势力开始发展壮大起来。其中，被史家称之为“三十七部”的东爨乌蛮，开始成为云南地方上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段思平消灭杨干贞政权，主要就是利用自己与爨判的舅甥“遑耶”姻亲关系，才能顺利取得三十七部的支持而夺取政权。此后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三十七部常常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云南地方史上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课题，此其三。
南诏200多年的兴衰，留下了许多应该深入研究与思考的问题以上三点，就权当“引玉”之作吧。
南诏军事人才的培养与选拔
自古以来，每个政权都有一定的人才培养、选拔制度和途径。隋唐时期，中国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形成以后，一直延续至清末。科举制度是封建王朝选拔人才的重要制度和途径，决定着封建教育必然以读书中举为方向。南诏是与唐王朝基本上同时起落的地方割据政权，其政治、经济、军事制度都极力依次唐朝，同样重视人才的培养和选拔，但南诏并无科举制度，其培养选拔人才的途径，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从军事人员的中选拔；留唐归来的王臣子弟的选用；从宗教人员即“儒僧”中选拔，所以南诏的教育和人才选拔就围绕着这三方面运作。
南诏是在战争中建立，并在战争中发展壮大的，因而十分重视战争教育，人才的培养选拔也就于军事训练和战绩考核。“罗苴子”和“马军”的选拔就是这方面的两种主要形式。
“罗苴子”意为“俊秀”，是南诏军队中“戴朱兜鍪，负犀皮铜股排，跣足，历险如飞”，英俊剽悍的武士，可以充当下级军官。罗苴子的选拔考试是军事人才选拔的初级形式，因此，“罗苴子”有“武秀才”的含义，《蛮书》：“罗苴子皆于乡兵中试入，故称四军罗苴子……每百人置罗苴子佑一人管之。”
罗苴子的选拔颇为严格，据《蛮书》记载，须经过五次严格的考试。一、登山：在点苍山顶立旗，先到旗下者为优；二、负重行军：背一石五斗米行四十里；三、泅渡：在激流中浮游二千尺；四、剑术：五、超障：迅速通过一丈三尺宽的深坑。以上五项考试合格者得补为罗苴子。南诏实行兵民一体的乡兵制度，寓兵于农。各地军事组织也就是地方行政组织；平时务农，战时调集则为军队。南诏的军队，政府不负责后勤供应，平时乡兵在家务农，战时一切军需供应均由乡兵自备。农闲时组织训练，每年冬季，南诏中枢政权的兵曹长就行文各地组织冬训。参加训练的每一个壮丁必须自备武器（刀、枪、剑、弓、箭等）和甲胄。武器装备必须精良，凡武器装备不合格或无故不参加受训者必须受罚治罪；同时根据有无马匹，将参加训练的乡兵分为步卒或骑军。此即《新唐书·南诏传》所谓：“壮者皆为战卒，有马者为骑军。”既然“有马者为骑军”，可见有马者并不普遍。即使如此，并非每个有马者都能成为南诏军队中地位较高的马军。
对马军的选拔比罗苴子严格，要求也高得多。《蛮书》卷九记载：“凡试马军须五次上：射中片板为一次上；中双庶子为一次上；四十步外走马掳颇柱中斗子为一次上；盘枪百转无失为一次上；能书能算为一次上。试过有优给。”从以上考试标准看，马军必须做到骑、射、枪法娴熟，除此之外还需“能书能算”，即要作文化考察，没有一定文化程度，不能成为马军。单以考试标准比较，马军也高于罗苴子。假若说“罗苴子”相当于“武秀才”的话，“马军”应当相当于“武举”，选中马军者已是南诏国高级武官的后备人才，所以通过马军考试者“试过有优给”。
正是由于马军的地位较高，南诏民众在非冬训考校之时，也经常进行有关训练。《蛮书》卷九记载：“蛮王为楼，及诸城镇村邑，但有空平处即立木十分尺，刻其上为斗子，中间以墨三寸规之，名曰颇柱。所以试人持竹剑去颇柱四十步外，走马向前掳柱，中斗子者上；中第二规次之；中第一规为下。每农隙之时，邑中有马者皆骑马颇柱下试习。”这里所讲的“楼”及立颇柱的“空平处”，就是训练马军的场所。“楼”是训练书算，教习文化的地方，立颇柱的“空场”就是演武场、校场之类，两者在同一村镇之内不至于有多大的距离。这“楼”和立颇柱的“空场”，“诸城镇村邑”都有，实际就是一种“社学”的形式，这种“社学”以尚武精神主宰。
南诏从成立日起就一直不断进行战争，军事人才的培养，要求十分迫切。马军的训练和考试实际就是对高级军事人才的培养和选拔。南诏的军将、大军将等武职官员，便大多是马军里选拔出来的。凡要通过马军考试者，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专门习算，也就是学习文化知识。这对一般不脱离农业生产的普通百姓来说，是没有足够时间和精力来完成文化知识和繁杂的武艺训练的；而且要完成这些训练也必须有充分的经济来源作为后盾，这样的经济负担，自给自足的自耕农家庭是无力承担的。因此，担任马军者和进行马军训练者，其家庭一般都属于上层，即贵族、大姓之类，故通过马军考试者，“试过有优给”也就成为必然。通过了马军考试者，就意味着加官晋爵的宦途已经打通，将来经实战考验，可以升任军将、大军将，进而担任南诏中枢机构各部门的重要官职，甚至升清平官（宰相），这也就决定了在尚武精神支配下的南诏社会里，贵族、大姓子弟进行马军训练，是他们仕途必经的阶段。总之，从战争中选拔人才是南诏官吏来源的主要途径。从罗苴子的选拔，马军的培养、训练、考试，直到中枢机构武职军将、大军将被任命为各部官员，构成了套南诏人才选举制度的系统。从目前的掌握的历史资料看，对于单纯文职官员的选拔，尚未发现有如此完整的系统。
南诏文职官吏的培养与选拔
作为在战争中成立并在战争中壮大的南诏，重视军事人才的培养与选拔的必然之举，而且也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制度，造就了能征善战的军事人才，其中一些人发展成为南诏中枢机构各部门的重要官员，甚至成为辅佐南诏王处理政务的清平官。这说明南诏缺乏单纯的文职官吏的培养选拔制度。从现有史料看，南诏文职官吏，除了从军事人才中选拔一部分外，主要选拔留唐归来的王臣子弟，并选用“儒僧”。
南诏送五臣子弟入唐，最初开始于统一六诏后皮逻阁被诏封为云南王时。封建王朝，历来有要求受封为王者必须留长子在京城任职的做法。据《新唐书·南诏传》：“天宝初，遣阁罗凤子凤伽异入宿卫，拜鸿胪卿，恩赐良异。”凤伽异入唐都长安作宿卫，本来属于人质，但唐朝廷对南诏的人质世子给予优待，封以高爵位，加以笼络，是唐王朝对南诏怀柔政策的具体措施。为增加藩属对中原王朝的向心力，对人质（即入朝廷任职作人质）世子给予相当的文化教育影响，此种做法是各朝代都曾使用的惯例。阁罗凤继位，凤伽异回国即为南诏故地阳瓜州（今巍山）刺史，后又以副王身份，营建南诏东都拓东城（今昆明），镇抚鄯阐为中心的东部地区。凤伽异回南诏即迅速担任此类重任，与其在长安所受教育不无关系。
天宝战争后，南诏与唐关系破裂，世子入质中绝。异牟寻归唐以后，入质人数大增。《孙樵集》卷三中《书田将军边事》文载：“又择群蛮子弟聚于锦城（今成都），使习书算。业就辄去，复以他继，如此垂五十年不绝其来，则其学于蜀者不啻千百。”又《新唐书·南诏传》载：“（南诏）双请以大臣子弟质于皋（西川节度使韦皋），皋辞，固请，乃尽舍成都，咸遣就学。”这时唐与南诏双方都有意识地增加入质人数，双方各有目的，各有打算。唐王朝一方在于扩大群蛮（主要是南诏）后代的汉文化教育，增加其对唐王朝的感情，促进其文化上、心理上对中原的接近，以利羁縻和治理；从南诏一方看，在于利用唐王朝先进的文化知识及教育设施为自己培养人才，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在这件事情上南诏处于积极主动的地位。
这时入质的地点已不在长安，而是在接近南诏的成都。南诏王臣子弟分期分批地入学成都，已完全失去了作为人质的作用，南诏无非将此作为自己培养人才的廉价手段，乐于使用，不断增加入质人数，以致千万唐朝负责此项工作的西川节度使难以招架应付的局面。“唐大中初，云南朝贡及西川质子人数渐多，节度使奏厘革，有词人录诏报云南，云南词不逊云：‘一人有庆，方当万国而来朝；四海为家，岂计十人这有费。’尔后纳贡不时，境上骚扰。”（《唐语林》卷二）
从以上史实记载看，自异牟寻归唐以后，南诏王臣子弟以入质的形式到成才就学，基本成为定制，成为南诏培养自己文职人员的一个重要途径。一旦西川节度使要裁减入质人数，即引起南诏不满，其原因在于影响了南诏供此培养文职官吏的计划。
当然，纯粹依靠唐朝培养入质人员，其人数毕竟有限，所以南诏也从另一途径选拔文职官吏，那就是从所谓“儒僧”中选拔任用。
佛教在南诏逐步盛行以后，僧侣中也有一部分人担当南诏要职。最早如阁罗凤之弟阁陂和尚，曾在对李宓作战中起过重要作用。凤仪北汤天董氏家谱中有清楚的记载，佛教密宗教士阿吒黎首领董氏家庭中曾不断有人出任清平官等要职。由于佛教影响的进一步深入，南诏后期出现了所谓“儒僧”，即儒释两通的知识分子。至大理国时期，已成凡习儒者皆信佛的局面。“儒僧”又称“师僧”，已民为南诏官吏人才的主要来源。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大理国时期。
据元代郭松年《大理行记》记载：“大理师僧有妻子，然往往读儒书，段氏而上有国家者设科选士皆出此辈。”与南诏不同的是，大理与宋王朝彼此封闭，交往不多，大理偏安西南，战争惊扰极少，处于和平安宁的局面，再加南诏时期为文化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大理的人才培养主要靠知识分子的传承，并且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科举制度。
哀牢与南诏有何关系
保山哀牢和大理南诏，一个是汉代的绝域古国，一个是唐代的地方政权，但在祖先起源上共同信奉“九隆神话”，以及善于驯养和使用马、象等，生活习惯多有相同……据此，可以探寻二者是否存在着“南诏本哀牢后裔”的渊源关系。《华阳国志·南中志·永昌郡》说：“永昌郡，古哀牢国。”即保山在西汉以前，是一片“绝域荒外”的古哀牢国地。而南诏则是在唐代以今大理为统治中心的新崛起的地方政权。但在《蛮书》、《白古通纪》、《南诏野史》等史籍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记载，说“南诏”本“哀牢”后裔。其渊源历史根据是什么呢？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西自同师（今保山）以东，北至叶榆（今大理），名为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长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这些“随畜迁徙”的“昆明”人，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已大部分从澜沧江以西向东集中迁徙到了洱海区域。今大理一带的考研资料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这些“昆明”人，他们肯定是要认为其祖先是哀牢夷的。在东汉时，永昌郡辖不韦（今保山）、嶲唐（今云龙县漕涧、旧州），云南（今祥云、弥渡）、邪龙（今巍山、漾濞）、叶榆（今大理、洱源、剑川、鹤庆）、比苏（今云龙、兰坪）、博南（今永平）、哀牢（今腾冲、龙陵、德宏州、临沧地区），其地“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生活在这广阔地区里的濮、越、昆明等哀牢民族，有“户五万一千八百九十，口五十五万三千七百一十一”。显然，生活在叶榆（今大理、池源、剑川、鹤庆）一带的哀牢民族，也肯定是要追溯其祖先的发祥地——哀牢国中心地的，尤其到了三国（蜀汉）章武初年（221），国家鼎立，地方纷争，永昌郡也处于乱世之局面。蜀汉建兴三年（225）三月，诸葛亮南征平息永昌郡后，设立了云南郡（治今祥云等），将永昌郡功曹吕凯举荐为云南郡太守，同时永昌郡“迁濮民数千落于云南（治今祥云）、建宁（治今曲靖）界，以实二郡”。这些落藉云南郡的永昌濮民更不会忘记其祖先是哀牢民族的。为此，唐南诏崛起以后，有许多史籍记载说南诏先民是哀牢夷，这是有其历史渊源的。
当然，我们所说的南诏，主要是指南诏统治民族，说他们是哀牢后裔，已成为定论，无论是正史还是野史，都是这样记载。如最先见唐窦滂《云南别录》记：“（开元二十六年九月）戊寅年，册南诏蒙归义（皮逻阁）为云南王。归义之先，本哀牢地。”唐樊绰《蛮书·六诏》说：“蒙皋，自言本永昌沙壹之源也。”《旧唐书·南蛮传》：“南诏自言本哀牢后。”《新唐书·南蛮传》：“南诏，……本哀牢后，乌蛮别种也。”《通鉴·玄宗纪》：“归义（皮罗阁）之先，本哀牢夷后。”《南诏通纪》：“（哀牢国）其先有蒙伽独，妻摩黎羌，名沙壹，居哀牢山，捕鱼为生。”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六：“蒙氏细奴逻，本哀牢人，后徙蒙舍川。”正德《云南志》卷六：“有细奴逻者，亦哀牢之裔。”《南诏野史》：“九隆氏，哀牢山下。”《白国因由》：“其第九子与母亲茉莉羌同处，其母见邻居不可共处，移居哀牢山下。”《蒙化县志稿》：“倮倮（今彝族）有二种，一种即古之罗罗摩，为哀牢九族之一，唐南诏细奴逻之后也。”这些史料均是唐、宋、元、明、清各代关于南诏系哀牢夷后的官书记载，是有根据的，可信的。
不过这些记述，均追踪于一个“源”——哀牢“九隆传说”故事，后随着哀牢夷（主要是昆明族和濮族）进入了洱海区域，成为南诏的主体民族，即统治者，将广泛流传的“九隆传说”载入了南诏的史册。同时随着佛教的兴起，“九隆传说”也被染上了佛教的色彩。明杨鼐《南诏通纪》说：“（哀牢国），其先有蒙伽独，妻摩称羌，名沙壹。居哀牢山（保山坝东），捕鱼为生。后死哀牢山水中，不获其尸。沙壹往哭，见一木浮触而来旁边漂沈，妇坐其上，平稳不动。遂常浣絮其上，若有感，因怀妊，生九子；复产一子。一日，行往池边，见沈木化为龙，忽语曰：‘若为我生子，今何在？’九子见龙皆惊走，独小子不去，背龙而坐，因舐之，唤其名曰习农乐。母见之，乃鸟语，谓背为九，谓坐为隆，因曰九隆。习农乐后有神异，诸兄见其为父所舐而与名，又有神异，遂推以为王，住哀牢山下。又有奴波息者夫妻，生十女子，习农乐兄弟皆之，渐相滋长，种人皆刻画其身，象龙文，衣著尾。”
可看出，南诏统治民族对自己祖先——“九隆传说”非常崇奉，这也充分说明了南诏统治民族认为自己是哀牢后裔的认这是确信不移的。
另外，从生活习惯上也可看出哀牢与南诏的关系。《永昌记》说：“哀牢王出入射猎，骑马，金银鞍勒，加翠毛之饰。”《后汉纪·和帝纪》：“永元六年（94），永昌夷献犀、象。”可见哀牢人的生活习惯是善驯养马、象等动物的。而南诏民族呢？据《蛮书·条教》云：“（南诏）每家有丁壮，皆定为马军。”又《蛮书·南蛮疆界接连诸蕃国》说：“二十五日至安宁城，城使段伽诺出步军二百队，马军一百队，夹道排立。……十九日至由驿，镇使杨盛出马军一百三十队，步军一百七十队，夹道立，带甲马二百人行前。……二十三日至云南城，节度蒙酋物出马军一百队，步军三百人，夹道排立，带甲队一十队引前。……南诏蒙异牟寻阳苴城五里迎，先饰大象一二头前引，以次马军队，以次伎乐队，以次子弟持斧铖。”由此可看出，南诏民族也像哀牢民族一样驯养马、象。
总之，南诏统治民族为哀牢夷后，这是有历史渊源根据的，无论是正史或野史，当朝或后世，都是这样传说和记载，这已成为了定论。